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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电影缩短差距需要三五年 内容改编需符合中国情感价值观

日期: 2015-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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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韩国人合作拍电影”,这仿佛成为电影行业新人“一战成名”的捷径。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公司开始奔赴韩国找剧本、找导演、找监制、找制作人员......

     业内普遍有这样的口碑:韩国制作团队专业、敬业,还比中国团队便宜,并且,韩国剧本优质、成熟。但一种夸张的说法是,中韩合作也可能带来“一个翻译比制作人员还要多的剧组”,而且,中韩电影行业之间不同的规则,也可能引发种种争论。

     几天后,中韩合作电影《坏蛋必须死》即将上映。在这部影片中,华谊邀请了冯小刚和姜帝圭作为监制,新人导演孙皓还曾经在《长寿商会》拍摄期间前往姜帝圭的剧组驻组学习;不久前上映的《我是证人》,出品方新线索的老板齐霁,曾供职韩国CJ中国分公司,创业后出品的《我是证人》,是由她从韩国望月人公司购买的《盲证》版权改编而来。

     尽管有风险,但韩国的资源,依然让国内电影圈众多新公司、新团队看到了机会。

     韩国电影版权,让这家新公司一战成名

    “听说聘请韩国制作团队的费用要比国内同等水平的制作团队价格低,是这样吗?”

      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新线索的老板齐霁时,她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做比较。“我不喜欢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很多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齐霁的新线索公司,是刚刚下映的电影《我是证人》的第一制片方。这部电影改编自韩国电影《盲证》,拿下了2.1亿的票房。

      比票房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对于齐霁的重要意义——《我是证人》是她创立新线索公司之后,主投主控的第一部电影,还邀请到了杨幂、鹿晗主演(杨幂的公司嘉行天下获得了40%的投资份额),并且由光线影业负责发行(光线旗下的青春光线也是投资方)。

      作为新线索第一部主投主控的电影,《我是证人》获得如此之好的业界资源,与齐霁在韩国方面的背景密切相关。在创立新线索之前,她在CJ中国7年的工作中,操作过《分手合约》等中韩合拍片。

      创业之后,她购买了多部韩国电影的改编版权,《盲证》之外,新线索还即将要把韩国电影《捉迷藏》搬上中国大银幕,此外,公司还有一部原创作品,也将邀请韩国团队来承担部分制作。

     “有需求才会有合作,这两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太快,但是好的创意不足,韩国其实很多创意对于中国是一些养分和补充,尤其是在商业电影上面,在结构和节奏的把握上会非常成熟。”齐霁说。

      从去年开始,齐霁就在跟《盲证》的版权方商量购买改编权的事情。“去年初跟韩国望月人公司谈这个影片改编的时候,国内市场上的这种悬疑题材基本上没有,当时好莱坞公司也在跟望月人要《盲证》的翻拍权,它们当时首选是好莱坞,但后面的谈判没有成功,然后才决定跟我们合作说做中国版。”

      资本全部来自中国,韩国团队占整个剧组1/3

      如果说《我是证人》当中的中韩合作,代表着一家新公司快速崛起的方式,那么,《坏蛋必须死》背后的合作则多少有些偶然。

      早在2013年,华谊兄弟就曾与韩国公司合拍电影《大明猩》,当时的报道显示,《大明猩》最终拿下了1.1亿的票房,但由于加入了韩方团队,让制片成本增加,这部电影并没有特别赚钱。

      从那以后,华谊兄弟在中韩合拍上的兴趣一直不大,更多是在中方投资的电影当中,起用韩国的演职人员,例如《集结号》就动用了韩国的特效团队,甚至影片中很多道具都是来自韩国的公司。

      这次的《坏蛋必须死》,由韩国知名电影人姜帝圭监制,韩国演员孙艺珍出演,并且在韩国拍摄。影片一大特色是将韩国的悬疑类型片与中国的喜剧片融合在一起。

      但从资本结构上来看,却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片,几个投资方都是中国公司。

      提起跟韩国之间的合作,新人导演孙皓向表示,这要从剧本创作说起。

      2012年开始,孙皓与扈晶波开始创作剧本,“其实最开始写的时候是写的日本北海道,在跟冯小刚导演拍摄《非诚勿扰》的时候,我观察日本工作人员的状态,跟我之前看过的很多日本片真是太相似了,特别有意思。”等到2012年8月写完的时候,正好发生了钓鱼岛事件,出于对现实考虑,10月份,与搭档临时决定改为韩国济州岛的故事。这就决定了要在在韩国拍摄这部电影。

      当孙皓把这个剧本拿给冯小刚,冯小刚找到了他十几年的好友姜帝圭,二人共同监制。但是,这部电影完全由中国公司投资,韩方在资本层面并没有任何参与。

      在整个剧组中,韩国团队大概占到1/3多一点,不到一半。“美术组整体都是韩国团队,制片组中有2/3以上也是韩国人,因为到济州岛去拍摄还是他们对当地比较熟,比如说外景搭棚、预约景点等,这些韩国人出面会解决很多麻烦。其他的部门比如,导演组、录音组等都是我从中国带过去的团队。”孙皓说。

      为了能够了解韩国团队的工作习惯和模式,孙皓还在去年姜帝圭拍摄《长寿商会》的时候在摄制组里待了一个星期。“主要是看看韩方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怎么工作的。我每天去他的片场,观察他的工作模式还有他怎么跟韩方工作人员沟通。在《坏蛋必须死》的拍摄过程中,姜帝圭导演也会到现场去看样片,他会站在一个纯韩国导演的角度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的更好。”

      两个国家的团队共同合作,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摩擦。一些业内人士私下吐槽,在一些韩国团队多的剧组,有时候翻译的人数就要占到快一半,两国团队的沟通是最大的问题。语言不通之外,韩国人有时还比较“轴”。

      孙皓告诉:“韩国人比较认真,认真分两方面说,机位架起来之后,韩国工作人员会把我的镜头这些东西规制的特别好,在我焦点之内的要仔细规制,但是在我焦点之外的一些虚景整理个大概就可以了,这样给我节省拍摄时间,但是他们只要你机器架好了之后,他们就会弄的特别利落。认真有时候过了头,我们就叫轴,因为很多时候我跟他们说已经很好了,不用弄了,但是也加上语言听不太懂,有时候就跟他们着急上火。”

      韩剧内容改编,符合中国情感价值观是关键

      跟这些拍摄中的细节相比,内容方向上的把握或许更加重要。

      齐霁表示,之所以选择《盲证》进行改编,就有内容上的考量。韩国大部分悬疑片是比较阴暗,但《盲证》是少有的韩国悬疑片中比较阳光的,改编量上会比较少。

      在操作上,与此前《分手合约》在剧本上进行了大幅改动不同,《我是证人》不仅保留了原版80%的内容,还邀请到《盲证》的导演安尚勋担任导演。

     “韩国人的情感价值观和中国人的情感价值观还是有区别的。韩国人比中国人更传统,情感价值观更偏男性,其实都市爱情更需要接地气的题材。除非你要做一个不接地气,完全都市童话的电影,没有现实背景。否则还是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存在一些不统一的地方。”齐霁说。

中韩合拍是中国电影成长的过渡期,以后它“也许就变成了当年来大陆的港片”

      事实上,从票房和口碑上来看,韩国电影在国内一直不温不火。但是,自从去年中韩签订合拍协议以来,由于成本方面的优势,中国资本开始大量进入韩国,这也吸引着众多韩国电影项目前来中国合作。

      在韩国,导演和编剧又被称为“世界杯导演”或者是“奥运会导演”。意思是说,由于韩国电影市场小,可拍摄的题材少,一个剧本从打磨到投资方认可,差不多4年才有一次拍电影的机会。一方面,市场小导致了电影制作人才市场容易饱和,竞争也很激烈。

    “韩国的技术人员和演员等更新换代很快,比如摄影、服装、灯光、道具师等人员,一般到40-50岁的时候就没活干了,但他们之前基本都受过高素质和强度的训练。这正是国内导演所缺乏的。中国电影市场对技术人员的需求是有大缺口的,中国就成为消化这些换代人员的大市场。”一位中韩合拍片的制片人表示。

      另一方面,由于韩国电影观影人数有限,一般以150万到300万之间的中小成本影片为主。而中国恰恰相反,现在越来越追求大制作,一般电影的制作成本都是2000万到3000万起跳。充足的制作资金对韩国电影人充满诱惑。

      其实,现在的中国跟1997年至2000年的韩国很相似,一批新的导演正在崛起。当时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导演系大部分都是韩国人,而现在,这部分人构成了韩国导演和电影人的基础。如今的中国也是这样的,也有一批年轻人在国外进修。

    “我们也不想一直用韩国导演和编剧,主要是中国在这方面素养以及态度各个方面都还有欠缺,我们也是承担一定的风险和高额翻译费用等成本,想让他们带一带我们自己的新人。另一方面,相比国内同水平的导演和制作团队,韩国制作团队的费用确实会低一些。在中国制作费用1亿的影片,可能在韩国3000万就搞定了。”上述制片人表示。

      这样看来,中韩合拍也是一定时间内的存在,等国内新一代导演成长起来(可能也就是3-5年的时间)。到那个时候,中韩联合拍摄的影片也许就变成了当年来大陆的港片,慢慢的就变成一种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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