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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卖座电影互相“水土不服”? 不仅仅因为文化和体制的隔阂

日期: 2015-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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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年度票房奇迹《我的少女时代》11月19日在大陆上映,仅用了4天时间就轻松过亿,而这还远远不是这匹实力黑马的终点线。在一些台湾人眼里,这是本土电影复苏的又一个希望;在大陆人的眼里,台湾电影再次以青春片为切口,在大陆市场寻到了情绪对接。

      不过,这个票房“奇迹”在台湾充满着偶然性,规律和分析无非是后来人的逆推论,看似头头是道,却无法套用于下一次的成功。大部分的时候,这些“奇迹”电影依次漂洋过海登“陆”,却在文化和体制的隔阂下,节节败退。

 

      台湾电影大陆市场不卖座的魔咒曾出现在《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等“爱台湾精神”电影上。同为青春片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台卖座4.6亿新台币,在大陆拿到7600万人民币算是特例。

      回过头,看看大陆电影在台湾上映的票房成绩,也许就不太敢对台湾电影冷嘲热讽,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人民币的票房都是家常便饭。虽然,台湾地区2300万人口的规模(约大陆人口的1/60)、好莱坞大片碾压式的优势,让大陆电影在台湾不可能轻易取得成功,但创造了大陆票房纪录且口碑尚佳的《让子弹飞》和《泰囧》在台湾票房只有几十万,也实在低得可怕。

      台湾本土电影在大陆起码票房过亿,而大陆电影在台湾这些年一直没有太多成功案例。面儿上看,“大华语圈”口号叫得响亮,但落实到电影产业的互通上,却没那么好看。以电影为代表的两岸文化融合更是路漫漫,有地缘、文化的差异,有审查干预和盗版搅和,更有潜在政治氛围的影响。

      在金马奖颁奖前后,时光网记者也在台湾拜访了多位台湾学者、资深制片人、导演及影院经理,通过他们的在地视角来解读台湾电影与大陆电影之间互相“水土不服”的根源,我们也试图展望,在大陆市场膨胀发展的当下,陷入“已死”命题的台湾电影,是否能在新的土壤里找到下一波的机会?

     台湾人不懂大陆地域文化  大陆人不感冒“爱台湾精神”

 

“老炮儿”这词,台湾人并不能明白它的意思

      11月21日晚上,台北国父纪念馆的新闻中心内,汇聚了为金马奖盛会而来的全球媒体记者,而这其中占据最多的是台湾本土和大陆媒体。新闻中心的电视中直播着颁奖进行时,当入围旁白用台湾腔报出“老炮·儿”的时候,大陆记者互相对视发出了会心的阵阵笑声,台湾媒体不解地问,“老炮·儿是什么意思啊?”又是一阵笑声。

      这种字面上的文化隔阂再延伸一点,体现在更进一步对电影内涵的理解上。11月19日晚上,刘杰导演带着他的入围新片《德兰》到金马影展放映,结束之后有台湾观众直截了当地问他,“我很难想象在21世纪的现在,怎么还会有人在拍中国大陆农村故事”,片中的西藏高原的生活常态和价值冲突传达的文化意义,对于台湾观众来说,是一种陌生的体验。

      这就好像承载了“爱台湾”精神内核的原住民文化、在台卖过8亿元新台币(约1.71亿元人民币)刷新票房纪录的《赛德克·巴莱》,拿到大陆市场上也只是1663万的哑炮。而更早一些在台风光无限的《海角七号》4.6亿台币(约合人民币9500万)的票房,漂洋过海到大陆就只换来2065万人民币。

      这些案例也被不断拿来论证“台湾电影大陆不卖”的命题,台湾知名制片人李烈反问记者,“是什么逻辑会让大家觉得《海角七号》和《赛德克·巴莱》这种台湾文化的电影在大陆会卖座?”在她看来,中国大陆对电影本身尚有南北方不同趣味的选择,更遑论海峡之隔的台湾,文化差异造就了很难建立的情感共鸣。也有大陆影院经理直言不讳地表示,“更深一层的原因是,这两部影片中表达出的对日本的暧昧情感,是当下中国观众无法产生认可。”

      同样的道理,李烈也会好奇,“满口老北京方言的《老炮儿》如果放到台湾市场上,它就能卖得好吗?《师父》这部呈现民国天津武林体系的电影,台湾观众能理解吗?”

      台湾知名学者、电影人焦雄屏回忆,2011年,一部表现台湾夜市小人物生活的电影《鸡排英雄》横扫宝岛,创下1.4亿元新台币的票房佳绩,然而这多有赖于本土明星猪哥亮的号召力,焦雄屏直言,“猪哥亮是除了台湾其他地方不会认可他的明星价值,他主演的电影在大陆上映文化差距太大,这状况就像台湾人看赵本山,也是不知所云,最多觉得他是个可爱的乡下老头,可是不太知道他的文化意义和笑点在哪里。”这部台湾票房之作最后在大陆只卖了129万,有业内人士戏言,“还不够一卷拷贝的洗印费。”

 

大陆票房纪录电影《泰囧》在台湾卖不动

      因着这种文化差异,大陆再卖座的电影拿到台湾来,台湾观众同样也不买账,比如《让子弹飞》大陆口碑票房一片飘红,6.8亿创下当时国产片记录,在台湾,它也被不少业内人士奉为“神作”,但它在台北市却只收得不到100万新台币(约合20万人民币)票房。

      即便是类型片《泰囧》,大陆的12.6亿票房到了台湾又遭遇了首周末3天仅仅10万新台币(2万人民币)的打脸。李烈不客气地说,“像《泰囧》这种类型片,好莱坞拍太多,台湾人也看太多了,《泰囧》毕竟拍不过好莱坞。而且对于台湾观众来说,看好莱坞电影的接受程度要高于大陆片,自然不会为其买单。”

      作为制片方和观众之间的桥梁,影院经理也有着一番自己的见解,台北市最大的连锁影城威秀影城公关经理李光爵就以即将在台上映的《一个勺子》举例,李光爵觉得,《一个勺子》不会卖座,这跟大部分大陆电影在台湾的票房根源一样——中国大陆特色太明显。

      而如今能避过这个障碍,两地通吃的大陆电影还是以青春爱情类型居多,比如《失恋33天》、《被偷走的那五年》,尤其是《被偷走的那五年》,李光爵提到,影片制片方福建恒业当时玩了一个“偷渡”概念,该片除了女主角白百何是大陆演员之外,使用了台湾班底,在台北、垦丁等地拍摄,贴近台湾市场,除了白百何的口音,其余根本嗅不出“陆味”,再加上“失忆、绝症、治不好”的纯爱剧情催泪,成为黑马在台狂揽8800多万新台币(约合1806万元人民币)的佳绩。

      而即将年底在台上映的《鬼吹灯之寻龙诀》,李光爵预测,它会以魔幻类型片模糊大陆片的概念,以“大华语片”的宣传模式创造票房佳绩。这就像《我的少女时代》以1990年代的时代记忆,和两岸三地流行文化“活化石”刘德华为切入点,扫完台湾,再攻大陆,完全跨过了十年来磕磕绊绊的文化障碍。

台湾电影在大陆:时间差和盗版

 

 

      《听说》时隔六年才在大陆上映,能卖得好才有鬼吧?!

    “你知道吗?听说要上映了!”“听说什么要上映了?”“《听说》啊!”这是今年六月份电影圈里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缘起拍摄于2009年的台湾电影《听说》时隔六年居然要在大陆上映了。影片曾以3000万新台币的票房,成为2009年台湾市场的纯台资电影票房冠军,然而在盗版下载满天飞的六年后大陆市场,纵使主演彭于晏和陈意涵经历了六年时间人气已然翻天覆地,《听说》也仅仅回收了244万票房。这几乎是台湾电影大陆行失利的一个显见缩影——时间差。

      台湾著名学者、电影人焦雄屏是《听说》的监制,她告诉记者,《听说》在2009年的时候曾被某大陆片商洽谈购买,却不料对方的爽约耽误了《听说》的卖片时间,盗版迅速出炉,《听说》很难再卖得出去。六年后,或许是陈意涵和彭于晏的爆红,又有片商找上门来,但焦雄屏明白,时隔六七年,市场趣味已经变了,以前可能对台湾小清新很欣赏,但现在大陆最卖座的是热闹的喜剧片。即便《听说》本身品质不错,也只得寂寥收场。

 

《那些年》大陆上映晚,因此也遭遇了盗版的侵袭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也是“时间差”的受害者,影片曾于2011年8月台湾上映,拿下4.6亿新台币的亮眼成绩。2012年1月6日大陆公映前夕盗版已泛滥。此外大陆的审查制度,将《那些年》原版中青春性冲动等多处话题场面悉数删除,从一部少年成长重口味变成了传统小清新,打消了部分潜在观众的兴趣。最终收获7600万人民币票房的该片算不上大成功,但当时已是纯台湾制作在大陆最高票房。

      如今正在大陆热映的《我的少女时代》是今年台湾的华语票房冠军,超过4亿新台币的成绩对接到大陆市场,仅在4天内就创下了过亿票房,超过《那些年》的7600万成为大陆上映的最卖座台湾电影。虽然影片在台湾上映早于大陆,但前期预热发酵以及盗版的控制,让《我的少女时代》反而造成一种饥饿营销,在大陆爆发。

    《我的少女时代》导演陈玉珊告诉记者,她原本最担心的是,片中一场学生校园反对训导处教官的“起义”的情节会遭遇删减,幸好顺利过关,也让青春中做自己反体制的情绪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

      但很多台湾电影,却并没有这份好运气。比如当年最热门的台湾史诗大片《赛德克·巴莱》除了被删减诸多血腥镜头之外,导演魏德圣还被电影审查委员会质疑“影片反映的抗日战争故事跟大陆没什么关系,希望影片要和中国过去抗日的东西连成一气”,魏德圣只得给通过字幕的方式,建立了一条“抗日统一战线”,让大陆和台湾乃至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共同抗日,最终得以顺利过审。

      而《艋?{》由于有黑帮背景,充斥着血腥暴力和脏话。台湾有分级制,但大陆市场的一刀切让《艋?{》只能做人为删减,当时导演钮承泽为了能在大陆上片愿意删除一些原本符合剧情的场景,并对部分台语进行普通话配音,但最终还是没有上映。而去年钮承泽的新片《军中乐园》即使有了大陆演员参与,有了大陆电影公司参投,最终还是无法在大陆上映。

      可以说,台湾导演自由的创作方式让他们在并轨大陆的过程中屡屡不适,而这些也是造成台湾电影大陆票房受挫部分原因。

 

《推拿》在台湾卖得比其他大陆片好

      大陆电影在台湾:发行规模和好莱坞挤压     

      相对的,大陆电影登台虽然不受审查制度的约束,但不少卖座电影依然无法创造票房佳绩,很多人将之视为对大陆电影品质的“打脸”,但其实,大部分大陆电影在台之所以卖得不好,一方面受限于发行规模,威秀影城公关经理李光爵举例,《唐山大地震》在台卖得1800万台币好票房,那是因为这种制作规模大的电影本身发行规模也大,而《让子弹飞》之所以卖不好,除了文化隔阂之外,它在台北地区只发行了4家影院,发行规模不大,排片率自然不会高,进而影响到票房。

      李光爵告诉记者,今年在台湾卖得最好的大陆电影是《推拿》,卖了近200万新台币,除了它本身口碑过硬并有金马奖的光环之外,《推拿》发行了7家影院,这在大陆片里已经算是“大手笔”了,影片凭借过硬口碑,上映了一个多月。同样是小成本影片,即将上映的《心迷宫》却不乐观,据了解,《心迷宫》在台北只发行了一家影院,用李光爵的话来说,“《心迷宫》的台湾片商是一位理想型买家,可能有购买好电影的愿景,但在发行放映上跟台湾整个工业体系头重脚轻的现象一模一样,重制作重购买却不重流通和回收。”

      大部分大陆电影在2300万人口的台湾市场发行规模都不大,加上市场上还有着非常强势的好莱坞电影,别说是大陆影片,即使是台湾本土制作经常都被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

      据台北市戏院公会的统计数字显示,2014年台湾上映了622部境外电影,其中好莱坞电影(含非六大的美国独立片)就差不多有175部,也就是每两天左右台湾电影院就会上映一部好莱坞片。加上在台湾外国片商有发行自主权,并没有所谓“国产片保护月”、大部分好莱坞片都能同步上映、也没有上映30天的密钥期限。于是乎,2014年全台湾上映的65部华语片(10部大陆片)和“好莱虎”完全是刺刀见红一般的拼杀。

      而在大陆2014年共上映259部电影,进口影片中50部上下,国产片面临的竞争要小很多,只要影片质量和发行有一定水平,比较容易获得好的票房。

      事实上,从上世纪1990年代开始,好莱坞电影的强势冲击,让整个台湾的电影院线发行被外商掌控,包括大陆电影在内的华语片无论是发行、营销空间都受到极大挤压,台湾导演朱延平曾向媒体抱怨,自己的电影要在台湾电影院贴海报,由于好莱坞片商太过强势,电影院老板不敢得罪,只得把他的电影海报贴在手扶梯附近地面上。

      好莱坞片密不透风的发行节奏,即使是更受台湾人认可的本土片,一年到头也只有个别机会可以冒出头来。

台湾观众受困“爱台湾魔咒”  荒谬配额制阻拦高品质大陆片

 

在抽签的配额制度下,《智取威虎山》落选,《有一个地方》《金刚王》这样的片却凭运气获得了台湾上映资格

      大陆从2010年开始取消了进口台湾影片的配额限制,已将台湾电影等同于大陆电影对待,而大陆和台湾部分人士也不断呼吁台湾管理部门放宽大陆影片的配额限制,让台湾观众有机会欣赏到更多的大陆影片。

      只是呼吁永远停留在呼吁的阶段,对大陆电影台湾上映的配额制度,在李光爵和李烈看来都是“极度荒谬”的。抽签选择相当于一次盲选,谁也无法预料,在所谓的公平前提下,被抽中登陆台湾的大陆影片会不会是一部大烂片。

      此外,配额制度规定,台湾地区每年有20部拿到电影准演执照的大陆影片可在台湾有线电视台播出,没拿到的就要等电影上映两年后才能申请播出。有些发行方就是为了拿到电影的电视台播出权,而参与配额抽签,并没有真正准备上映。

      另外也有一些片方获得了配额,却因和大陆片方条件没有谈拢,或是预期票房不好,而不上片。这样就造成了配额的浪费,侵占了真正想要在台湾上映的影片名额。

      其实,台湾文化管理部门已多次提议将大陆电影在台上映配额由10部增至15部,但需要立法机构通过。很多人不理解,台湾电影市场的这种限制究竟是为了什么?早些时候,面对美国记者的访问时,时任台湾“文化部长”的龙应台女士给出了简短的答案:“保护主义”。

      在美国媒体看来,外国电影早已占据台湾电影票房大头。台湾地区的保护主义针对的是某一个对象。随着大陆影响力看涨,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面临双重压力,既希望向这个强大的邻居敞开大门,又想要保护自身的经济和文化主权。这些因素导致来自大陆的商品、资金和服务在台湾受到一些限制,而大陆电影配额制就是体现之一。这个制度让很多大陆优秀电影无法在台湾上映,比如今年《智取威虎山》落选,而《新步步惊心》甚至《金刚王》这样的影片却入选上映,令人大跌眼镜。

 

《海角七号》当年没在金马奖大胜,组委会甚至被政治人士抨击打压本土电影

      台湾电影有时也会被过于浓厚的政治氛围所影响,譬如当年《海角七号》在当年的金马奖大奖项上输给了《投名状》和《集结号》,甚至一度引发绿营抨击马英九向大陆献媚,打压本土电影的言论甚嚣尘上。最严重之时,一些民进党立委竟妄言停办金马奖。台湾电影界人士对此群情激愤,侯孝贤导演就曾痛斥民进党人士的言论是“一堆胡说”,为了政治目的,去分解撕裂。

      焦雄屏也指出,受到政治言论影响的年轻一代不在少数,台湾年轻一代对于中国大陆有着强烈的不信任和反抗心理,这种排斥感连带着所有跟中国相关的事情,从文化、电影到产品,都有距离感。

      因而,即便在大陆市场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之下,依然有很多台湾导演坚定地留守本土,焦雄屏透露,其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受困于所谓的“爱台湾魔咒”,台湾的政治环境、媒体舆论慢慢让“爱台湾”变成了一个集体暴力,一些对大陆的反感情绪和相对立场都是来源于此。在“爱台湾”的魔咒下,一些年轻创作者觉得大陆就代表某一种政治价值,去那边就是不对的。

      这种政治情绪的根源与台湾整体氛围和媒体影响也有关系,焦雄屏直言,两岸互动太少,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新闻基本不闻不问,是“海上孤岛”的状态,失衡的两党政治让台湾的文化和经济竞争力都处于重大的打折扣中。部分台湾媒体贡献短视和封闭的思维,在封闭的环境之下,台湾年轻人容易在思维、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受到局限,焦雄屏坦言,“这些值得忧虑,会让台湾电影乃至整个社会的视野和格局越来越小。”

      台湾电影的现状和下一波机会?!

      大陆电影市场正在急速膨胀和发展中,而包括台湾本土制作的华语片在台湾市场暂时看不到大复兴的迹象。很多台湾电影影迷和台湾导演们有着一样的困惑:台湾电影的下一波机会在哪里?

      台湾电影这一年,如果用金马奖来总结,看起来是面儿上的风光,《刺客聂隐娘》和《醉生梦死》的辉煌让很多台湾人又喊出了台湾电影复兴的口号。然而放眼到整个台湾市场,这两部金马佳片却又尴尬无比。

      在好莱坞电影侵占市场后,加上当年太多华语烂片搞坏胃口,台湾观众对华语片有着天然不信任,让台湾本就不够强大电影工业加快瓦解,剩下的只是一些散兵游勇不忍离去,只好练练拳脚等待机会,每隔几年喊着“电影新势力”的口号来振奋人心,但过来人都知道,失去了地盘,何来新势力?

      看起来,台湾辅导金和各城市影视单位的补助都十分健全,新导演被不断鼓励创作,但是焦雄屏告诉记者,台湾政府在电影产业上一直都没有全面规划。辅导金在政策设计上原本只是“辅助“性质的概念,然而现实是,它已经变成了主导台湾电影制作的最重要力量,制片费用较低或由新导演执导的电影,由于在台湾电影市场上的竞争力较低,只能放弃本土市场,转向以"国际影展口味"来企划制作他们的"艺术电影"。焦雄屏指出,台湾当局注重投资制作,却忽略在电影整个生物链当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发行与放映环节。

      一面以辅导金鼓励创作,一面又大幅开放进口片的映演戏院与拷贝数量,在发行和放映两方面增强外片战斗力,导致本土电影发行堪忧。因为没有产业规划,到现在为止,台湾市场对于台湾电影依旧是不利的,不针对有效观众群进行分析,拼命强调文化、艺术、创造力,跟产业本身背道而驰,导致观众又回到以前不看台湾电影的时代,“台湾的辅导金是做得最积极的一个产品,可是效用是最低的。”

      电影市场无法给予台湾导演们一种集体的命运,最终都是散兵游勇各寻出路。有人依靠辅导金在本土拍片,就有人需索更大的市场北上求生机。李烈举例说,枪战、飞车、特殊化妆,这些都不是说你可以靠导演或者编剧一个人来搞定,你必须要电影工业各个部门来支援。台湾电影工业是比较欠缺的,台湾导演只能是他们有多少资源,就去做多少能力范围内的东西。所以留在本土的大部分导演都在拍青春片、文艺片、恐怖片,这些可能需要的是想法,而不是工业方面上资源的支持。”     

      大陆电影环境仍在持续膨胀中,需要足够繁盛的人才,大陆老一辈导演与观众距离越来越远,年轻一代有新锐,但在急速膨胀的市场下,人才依然是紧缺的,如果说香港导演在文化上有个隔阂,台湾导演在文化上会相对更亲近一些。李烈告诉记者,自己正在跟大陆公司合作,同时也在推出一些台湾导演,希望打造一些非常不一样的作品,焦雄屏也告诉记者,她接触的大陆资方,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批台湾导演的名字,他们对有创作力的台湾导演如数家珍。

 

《九降风》导演林书宇的困惑和理想,也是台湾年轻一代导演的缩影

       金马奖前夕,记者也在北京见到了《九降风》的台湾导演林书宇,他前来与大陆资本洽谈合作,他并不讳言,在大陆青春片热潮的当下,有《九降风》这部代表作的他不断被人寻求合作,都是“用钱砸死你”的风格,但林书宇看起来却并没有被资本游戏冲昏了头,他直言,“这些片方之所以会找到我,也是因为看到了我之前的作品,虽然不是超级卖座片,但是稳扎稳打,每一部都有他的品质在。”他告诉记者,自己未来的计划是,像马丁·斯科塞斯那样,一部拍给大众,一部拍给自己。当需要尝试更大规模的商业创作时,他倾向于来大陆寻找资金和市场空间,而当作者性冲击自己时,他选择回到台湾本土,用小一点的资金,表达个人创作。

       在这种台湾电影屡屡受到质疑的当下,焦雄屏有些怀念当初台湾新电影的时代,它帮助台湾整个社会扭转对电影的尊重,承载了文化和艺术,开拓了当代美学的视野,而不必成为金钱和票房的奴隶。焦雄屏感叹,创作者前仆后继到大陆去,虽然可能有更多资源和空间,但对于台湾本土产业来说,是一个失血的现象,“就像大陆所有北上广的飘一代,最后有多少人会选择回家?”

而台湾年轻一代的导演则没有如此悲观,他们既要追求商业,骨子里又有理想性,就像侯孝贤导演说的,要做到不能做为止,林书宇说:“体现在台湾新一代导演身上的,有困惑,也有正要起飞的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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